“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抗日谋略团，俗称“放火团”。
▎它是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红军参谋部领导的以破坏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性反法西斯秘密组织。
▎其总部(首脑部)设在上海，活动重心在大连。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到日本彻底破坏，大连人民抗日斗争失去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
▎但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大连地区的工作。在此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和中共胶东区党委等部门，分别派人到大连开展活动。
▎特别是中共胶东区党委在大连建立的支部，活动时间较长，工作很有成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领导了大连人民抗日斗争，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霞光》剧照
年末，姬守先、黄振林、李寿山、赵国文、李志贤、王兆君等7名中国青年，经过中苏两国情报机关的举荐，进入莫斯科军事谋略学校，学习国际政治、秘密工作、燃烧与爆破等课程。
学校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毕业后，潜往日本占领区，采取焚烧、爆破等谋略手段，烧毁日本军需工厂、军用仓库、飞机场、港口、铁路等重要战略目标，钳制扰乱日军行动，使日本侵略者无力发动对苏联的战争，不能随心所欲地扩大侵华战争。
经过半年的系统学习和训练，这7名爱国青年毕业回国，在大连、安东（丹东）、营口、北平（北京）、天津、唐山、青岛等日本侵占城市建立了抗日谋略团的地区组织。
大连是其中建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个地区组织。
年8月初，刚从莫斯科辗转回国的李寿山，发展了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第一人——邹立升。
邹立升，年生于山东省福山县。
年4月，携妻带子“闯关东”到大连，靠打卯子工维持生活。
年3月，他发展了山东同乡、满洲油漆株式会社(大连油漆厂前身)搪瓷工高绪慎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
同年6月，高绪慎发展其山东同乡、“满铁”大连港码头仓库临时苦力孙玉成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
邹立升还把自己的妻子包玉侠发展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
这是抗日谋略团在大连地区发展的第一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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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基本成份是工人，约占其人员总数的70％。
“满铁”系统、土木建筑业、汽车修理业、印刷业、饮食业、菜行及一些商店、医院、教堂内也有抗日谋略团工作员的身影。
大连先后有近70人加入抗日谋略团或成为其外围人员。
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边对工作员进行抗日谋略执行技术训练，边对日本军需物资及其生产工厂进行焚烧破坏。
经过训练，邹立升掌握了制作化学定时发火装置的技术和谋略焚烧的技术。
年6月25日晚8时，高绪慎把邹立升制作的香皂大小的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放进满洲油漆株式会社仓库，成功地放了抗日谋略团历史上的第一把火。
年6月22日，于守安在大连海港第号仓库成功地放了抗日谋略团历史上的最后一把火。
据日本关东宪兵队的不完全统计，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对日谋略焚烧合计57起。
年6月24日,由于汉奸告密和组织内部出现了变节者，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遭到破坏，累及奉天（沈阳）、天津、北平（北京）、青岛等地区组织及上海首脑部均遭破坏，除最高领导A·鲍维尔和工作员王金泰、王槐珍等4人外，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全部被捕。
日本法西斯对被捕的名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及其关联者不分男女一律施以灭绝人性的严刑拷打。
18人在日本警察署被活活打死。
年10月30日上午，日本关东地方法院对抗日谋略团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审”。
年3月15日，关东地方法院开庭，判决：
姬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黄振先、王有佐、吴诚江、李化钧、孙文凯、高绪慎、孙玉成12人，因“对军需品及其他物资实施放火，并对铁道实行破坏”，判处死刑；
李泽民、周文礼、张玉江、马永富4人，因“帮助实施”上列行动，判处10年徒刑；
邹包氏(包玉侠)、丁兰盛、阎禄增、申绶章、时延寿、孙元芳、马忠佐、李品义、王传周、赵景海、任寿谦、李光峤、王泰和13人，因参加上列行动的“阴谋策划”，判处7年徒刑。
《霞光》剧照
抗日谋略团虽然被破坏了，但由于姬守先拒不招供和掌握该组织核心机密的最高领导人A.鲍维尔在姬守先的掩护下安全转移，使日本当局对这个国际性反法西斯秘密组织的核心机密知之甚少。
直到案件审理的最后，也没查清这个组织的派出机关是第三国际还是苏联红军参谋部；其最高领导人A.鲍维尔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
甚至对其组织名称也没搞清楚。
参与侦办此案的日本军、警、宪、特系统和法院的报告中，有的称其为“国际工作班”，有的称其为“国际特科”，有的称其为“国际情报组”，有的称其为“第三国际红军后防别动队”。
报道此案侦破结果的日文报纸，对案件的名称也有“抗日谋略团”、“对日谋略团”、“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放火团”等多种称谓。
年7月—年7月的10年间，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到日本四次大破坏，许多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拼死搏斗，谱写出日本占领时期大连人民英勇抗争的壮烈篇章。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第一次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破坏的时间是年7月，有51名党员被捕下狱。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第二次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破坏的时间是年4月，有46名党员被捕下狱。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第三次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破坏的时间是年10月，有80余人被捕下狱。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第四次遭到日本破坏的时间是从年4月开始，至7月初，有人被捕下狱。
至此，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到日本四次大破坏，余人被捕，余人因无法在大连开展革命活动，而北上或南下寻找党组织。
大连人民反对日本侵华斗争的力量因此遭受严重损失，处于低潮。
这是一个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特殊斗争的历史时期。
这是真实的历史！
中共胶东地方组织与大连地方组织，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长时期有着密切的联系。
年末，中共中央指示胶东区委，抽调一批熟悉大连情况的党员到大连开展工作。
此时莱阳县委委员、民运部长左友文刚好从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毕业，遂被派遣到大连。
他们于年6月18日(农历端午节)，在沙河口小西果园召开会议，建立了党支部，支部名称为“中共胶东大连支部”，直属胶东区委领导；
年夏，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领导下的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向敌占区派遣干部的指示，安排张寿山（—年）到大连组建抗日同盟分会；
并规定其任务是：
“适当发展组织，长期隐蔽，储备力量，等待时机成熟时，组织武装，配合我军收复失地，建立民主政权。”
为防止敌人破坏，当时大连抗日同盟分会不与中共胶东大连支部发生横向联系。
所以，对于笔者来讲，《霞光》之中，高大霞的（大连）党员身份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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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的“赵政委”，派遣她返回大连“迅速开展工作，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利用大连的特殊位置，发展壮大党组织、在与国民党的夺城之战中取得胜利”的党史依据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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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对于被任命为大连市委书记的韩光同志的指示就是：
“抢形势”、“搭架子”。
韩光同志返回大连以后的重点工作就是着手组建大连解放后第一届市委，收拢秘密、分散活动的各个党组织和革命团体。
韩光同志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年）从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党、政、群领导机关的架子基本搭齐备了。为照顾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不授美蒋以柄，我们党采取了暂不公开挂牌的策略。我们通过在各级政府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和公安系统里有公开职务的干部，以及各群众团体和其他组织，联系群众，扩大党的影响。
《霞光》中，“赵政委”的指示与我党的决策是相背离的，必将误导观众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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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大连历史大事记》中记载，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中共旅大地委改为中共旅大区党委。
10天后，旅大区党委召开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把处于秘密状态的各级党组织向广大群众公开。
各市、县、区及厂矿企业的基层组织，要在5天内完成本组织口头向群众公开的任务。
历经苦难，前赴后继，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大连地方组织的战斗历程，可歌可泣，光耀山海！
但是，笔者依旧认为，《霞光》一剧将我中共地下党员高大霞的人设搬弄成“大连抗日放火团重要成员”是一件对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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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设定，无疑是在改写着中国共产党、大连人民在大连地区的抗日斗争史。
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既然高大霞的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那么，她的行动必然代表着当时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将高大霞虚拟为“大连抗日放火团的重要成员”，无疑是在开历史、党史的倒车，无疑是否定了自遵义会议以来，我党有关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和组织原则、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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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我党事业、革命事业与共产国际、与当时苏共的关系，是不容被“戏说”的，这是个严肃的历史观问题。
笔者无意于激发、引导各种不良情绪，更无意于影响、重构读者朋友们对《霞光》一剧在艺术性方面的心理认知。
此文，仅是将自己在最近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的所得分享给朋友们，以正视听。
▎友情提示：
研究历史，建议多读史书。
央视所讲述的也未必是真的，依旧需要自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