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最初的贪腐革命者最初必须尽量体现道德纯洁性与集团优越性。否则，就不可能有号召力，更不可能成功。
苏区歌谣：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
但革命终究不是天然绝缘体，革命者也不可能蹦自石头缝，“特殊材料制成”的队伍中当然会有“非特殊材料”。中共“三大”时，就已发生一些小额贪污与挥霍事件。大革命武汉时期，党费数额骤增，由省政府拨款，粤鄂湘赣各省经费均自筹自用。
中共中央会计罗章龙：
陈独秀长期不在武汉，经费不能集中、统一使用，下面也不严格执行制度，随意挪用，不免也有些失职现象。北伐开始后，革命渐趋高潮，党员队伍迅速扩张。年8月，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14日向全党发布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告》，是为中共第一份反贪污腐化的文件。恽代英之弟恽代贤在广东结婚，用了一千元。党内很有些反响。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请妻子杨之华的准妹夫(中央机要交通员)上汉口苏联领事馆取五千元经费。这位跑出来革命的二十岁富家子还是见财起意，称回来路上遭抢，包在报纸里的钱被劫走，无颜再见瞿秋白，乘船回沪，但各种迹象表明他卷款潜逃。他与杨之华十五岁妹妹的婚事自然告吹，罗亦农对瞿秋白很不满意：“瞿秋白爱用那些亲亲戚戚！”次日，苏联领馆再补送五千元过来。
年7月，武昌中山大学生罗荣桓投笔从戎，参加鄂南农民起义，遭遇袭击，转移途中，他提着三十来斤经费(二、三百块光洋)，山路崎岖，天气又热，累得浑身大汗。下午，翻越一座大山，两个农军指着他手上提箱：“先生，我们来帮你扛吧。”罗荣桓摇摇头：‘’不用，我自己可以提。”一个农军抢上两步，一面夺箱一面说：“先生你是识文断字的，哪里提得动?还是我们帮你扛吧。”罗荣桓见两人面熟，知道是队伍里的战士，便让他们拿去钱箱。傍晚，队伍宿营，罗荣桓怎么也找不到这两位农军，十分懊丧。
后经常提及此事，年5月对妻子林月琴说：
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
年7月下旬平江起义,占领平江县城前后九天，捕捉全县千余豪绅地主，筹到大笔款子。部队退出平江次日，军需处长拐卷几万光洋潜逃。
2、苏区的腐败现象苏区局面形成后，当然不可能刀枪不入，外面有的簇簇阴影，苏区也会有，各种俗风俗事悄然运行。哪会一律清廉奉公，尤其对一些“非特殊材料”，人性本能总是远远大于“阶级觉悟”。苏区农民反映：“苏维埃是蛮好咯，红军也好，只是乡苏维埃里有几个人顶坏!”
洛口、庄埠、珠兰埠一带发生群众“反水”(逃向白区)，还有乡苏维埃主席反水。
年8月8日，福建省委在给闽西特委及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就已在提醒腐化问题：
关于经济的分配，你们虽然易于得来，但总不要浪费用，切要注意不能因为经费浪费用而使党腐化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年闽西起义后，刚刚由农民成为政府委员的干部，便发生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最初腐败”，向群众做宣传工作时也“八股腔”起来。支部会议流于形式，同志间批评不是个性太强就是脾气不好，到会者非常苦闷，视开会为畏途，甚至出现“欢迎出党现象。”
《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
支部会比以前能按时开，但只是形式主义，同耶稣教做礼拜、国民党做纪念周没有两样。……批评时也只说些那个个性太强、那个脾气不好，有的更没有批评。因此支部会非常干燥无味。一般到会的同志便感觉非常苦闷，但又要照例到会，结果便视开会为畏途，而逐渐不到会了。
自起义后，一般同志做起政府委员，便日渐脱离生产而与群众隔离起来。......同志们出来宣传或口头谈话，还是说些“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的老腔调；去介绍(发展)同志时，也还只是很简单地向人说“土地革命好不好”、“汝敢不敢当红军”这些老话。因此同志们的工作便完全做不通，到处受了拒绝，有些更讨人厌。这样同志们的工作情绪当然会日渐消沉下去，到了支部开会时，彼此都无工作报告。同志们的困难问题，支部会中又不能解决，结果必然要使一般同志灰心消极。
而党内命令主义又发展到了顶点，对这些同志只是死板的惩办主义，没有半点教育同志、说服同志的精神，因此便引起一般同志欢迎出党的现象，固然这也是介绍同志太滥之故。但同志工作做不通、开会无味、党内命令主义发展，始终是支部生活的致命伤。
年6月，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案，要求纠正红军中的“流氓问题”：
基于红军中的流氓成分，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非常不利于革命。
年11月7日吉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签署《紧急通令——迅速集中经济节省费用应付阶级决战(秘字第一号)》内有：
各级政府及各机关必须量力节省(写标语可以不用纸)。办公地睡觉息灯，信纸信套不要漂亮……只发伙食费，不发零用钱——伙食费城市物价较贵。规定每天大洋一毛五分。乡村每天大洋一毛，客饭城市每天一毛，乡村客饭每天八分。
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中：“红军中生活腐化的现象有些还是存在的，到处都有表现。”
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披露：
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一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形式。
闽西永定县苏维埃政府成了客栈饭店，什么人都可在政府吃饭。宁化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居然不知手下人数，“只见人吃饭，不见人工作”。
中央检察部《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浪费总结》：
查出包括总务厅长、局长、所长在内的43个贪污分子，贪污款计有大洋.66元、棉花斤、金戒指4个。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数月浪费三四千元；瑞金县财政部长唐仁达贪污余大洋；区委军事部长范大柱贪污元；区委组织部长钟志龙贪污52元；区副主席吞没犯人伙食费0多毫、灯油费多元；筠门岭洞头区军事部长“金手镶金戒子样样都有”，有病不吃药要吃洋参炖鸡，一次就花去十几元。
年上半年的《红色中华》，揭露不少苏区贪腐现象。
——(会昌县西岗区政府)打土豪捉来一个土豪婆(靖卫团总儿媳)，罚了大洋四十元，结果未交款，由一个委员拿去做了老婆，款也不罚了。每个月区政府开支三百元以上，小密政府将打土豪没收来的东西，留给委员们享受。
——(兴国、万泰、赣县等县府)每月开支浪费得很，一个区政府每月要用到四五百元的经费，有一个区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二千九百个，吃仁丹一个人一天吃了八包。.....兴国县主席与财政部长、鼎龙区财政科长、兴国所办的国家商店的经理等，吞没公款、假造帐目、扯旧账造新账等等贪污舞弊情形，更为严重。还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将存款打埋藏，隐藏不报，差不多在兴国各区都是这样做。
——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做一面旗子花了九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用去了一块二毛四，买日历一买十本，用去了三块多大洋；一个月点洋蜡就点了三十多包。
——宁都戴坊区政府，发起伙食来就有十多人的伙食费，做起工作来，只有主席文书伙夫，其余的统统走回家去了。甚至写几封信催促都不回政府工作，有时有几个人在政府，就摆起架子来了。苏区养了四匹马，上街(几步路)吃酒也骑匹马，回屋家种稻子的也骑匹马。
——中央财政部征发局刘忠四，“贪污公家的鹿茸一包，高丽参二支，当归二支，以及多种物品”；中央互济总会财政部长谢开松，“手指上戴着公家金戒指二个”、“二千多元开支下落不明”。
年9月22日，江西省委向省党代会递交材料，广昌县年5~8月，被洗刷出党的干部16人，其中七人反水或企图反水(含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贪污腐化六人；年11月~年8月，乐安县清洗出党者17人；石城县清洗41人，其中贪污腐化者五人。
年3月13日《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9月11日，《红色中华》报导4~7月实际节省经费一百三十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八十万元。可见，原订经费预算本身也存在相当水分。中央总务厅每月原支经费五、六千元，减少到一千七、八百元。年10月，瑞金县用了元，年2月减至元。同时，“追缴贪污款子达六千多元。”红军禁绝鸦片，新兵中抽鸦片的，集中戒掉，住一大屋子，吃得较好，不参加军训。卫生员每天给一些戒烟的药，一般两周能戒掉烟瘾。
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演变白军溃败时，有些军官会边跑边抛撒银圆、纸币及鸦片，以迟滞身后红军追击。大多数情况下，红军士兵不为所动，不会减低追速。年春，李明瑞、张云逸率百色起义后组建的红军进攻王家烈后方仓库——贵州榕江县城。黔军副师长率一个团驻守，红军猛攻三四小时，城上黔军眼看支撑不住。急忙抛出烟土、白银，“企图瓦解我军心”，红军斗志毫不松懈，再攻不到一小时，打开榕江城。歼敌五百余，缴获几门大炮、六百支枪、十多万发子弹、一座无线电台、无数军用品、几万元军饷。
最初，军纪“未成方圆”，红军各部不仅不愿匀子弹给兄弟部队、搜俘虏腰包、打土豪时拿小件等，还有不愿离开城市的流寇思想。此时，只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才加了两项。
红四军初期军纪简单却森严：
一、临阵退却，畏缩不前，军官可就地枪决。
二、通敌叛反、拐枪潜逃、强奸烧杀、毁坏民物，均处死刑。
三、赌博则没收所有金钱并一月不发零用钱；嫖妓则处夜不归营罪，如滋事量其轻重或处死刑、或罚勤务、或打屁股与手心，其余较小错误亦按轻重处罚。
文化程度甚低的士兵记不住，渐渐归总为三大纪律，即后来“三大纪律”原始版本：
一、不准乱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后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二、打土豪要归公；(后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年9月，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土豪要归公；不拿贫苦工农一点东西；一切要听指挥；上门板、捆禾草、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要公平、说话要和气、窝屎找毛坑、不抄白军士兵的腰包。这与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比，第七项属于卫生方面，说明红军尚有随地大便，对于更有伤军纪的“调戏妇女”，似未上升到“注意”之列。
医务、电讯等技术人才奇缺。红军电台人员均来自张辉瓒部原电台班子。年底以前，红军没有电台，2月底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役，消灭张辉瓒第18师，缴获一部15瓦电台，可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不认得这玩艺儿，出于“阶级义愤”将发报机、电动马达、充电机、蓄电瓶捣砸得粉碎，只剩下一架漂亮的收报机没损坏，红军总部得知，下令今后缴获一切不认识物品，不得破坏，妥为上送。
俘虏的电台、医务等专业人员，一律优待，量才录用。三天后，于东韶再打谭道源第五十师，又缴获一部15瓦电台，这回一颗螺丝钉都没少。一部半电台设备，六名电台俘虏人员，成为红军无线电通讯“种子”。不久，该大队下辖一个电信训练班、监护通信排、运输排，共约百余人。毛泽东、朱德亲自给电信训练班上政治课。这也是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另一重要原因。
4、“打老虎”的四大肃贪案件（1）胜利县委书记钟圣谅、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均年加入农协、工会。年入党并参军，年春倒卖缴获鸦片、侵吞赃款。年4月，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曾山率调查组深入胜利县。年3月判决钟铁青死刑、钟圣谅监禁两年。
（2）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苏区六大工程中浪费严重；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大洋.7元。年2月13日，苏维埃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左祥云枪决、徐毅六年监禁、赵宝成罚役一年。
（3）瑞金县苏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浪费二千余元，死刑，没收财产。
（4）年3月，“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项英带队，前往于都县调查，查实该县各机关几乎都有集体贪污。判处县军事部长刘仕祥、少共县委书记滕琼等五人死刑，立即枪决；撒销县委书记刘洪清、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等人职务，由于涉案人数众多。时称“于都事件。”
仅据《红色中华》揭露并查处的各类贪污浪费案件就达数百起。上海中央也出现腐败分子。年9月下旬六届三中全会补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温裕成，团中央书记、中央军事部委员，年3月发现贪污，撤销职务，严重警告。
5、正面的典型案例第一代知识分子我党高级干部，自律能力相对较强。年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闽赣省委、省军区、省苏维埃领导顾作霖、萧劲光、邵式平等到黎川检查工作，县委书记方志纯(~，方志敏堂弟)因刚刚打了胜仗，兴致较好，加上顾作霖长期患病。有意改善一下生活，破格请每人吃了一碗米粉肉，多花了五六角钱。报帐时，闽赣省苏维埃财长毛泽民坚决不允，认为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艰苦奋斗，要从方志纯伙食费里扣回笔请客的钱。
那会儿，闽赣省委经常开会到深夜，邵式平不时跟毛泽民开玩笑：“毛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毛泽民总是笑答：“不行呵，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
年夏，毛泽民奉调中央根据地，几个老战友想为他送行，他坚决制止。好在同志们对他比较了解，否则还以为他不近人情，搞得人家下不了台。毛泽民不喝酒不抽烟，吃得简单穿得朴素，一顶旧皮帽从内地戴到新疆，直至入狱、被杀；一只旧皮箱从做地下工作的上海带到闽赣、瑞金、延安，一直带到新疆。年后，方志纯长期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委。
年红军总部无线电训练班没有电键，只能请铁匠打几把土造电键，还是不够。抄电报用纸两面写满后橡皮擦干净再用，直至纸张破烂为止，铅笔则要用到手指捏不住才算用完，电池用光，收集其他人电筒里的电池。
年春，彭雪枫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9月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父亲从南阳老家到豫南来看儿子，回去后乡里便传开了：“雪枫在外面当官了”。几个叔伯弟弟找来，要求给个小官当当，最低当个背盒子枪的警卫员，这种丝丝绊绊的人事裙带，乃红色队伍中最难迈的坎儿、最难办的事儿。彭雪枫回答：要当兵就下连队背大枪，有文化的进学兵队，不然就回家去生产。最后，只有一位族弟进了学兵队，其余都无精打采回了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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