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归友好、历史归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大连宪兵队的职能定位，与大家熟知的、影视作品中的其他日本宪兵队有着很大的不同。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笔者在这里讲述假历史。
这种区别在于大连宪兵队的管辖大连地区，已被视为“日本领土”,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块土地上经营了多年，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都相当完备。
▎这是侵华日军中唯一的独立宪兵队；
▎加强以大连码头为中心的防范，监视码头工人的活动，警防“谋略”；
▎对一切反日活动加强警防、侦破、镇压；
▎搜查从海路进入的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及外国间谍，监视从华北和山东等地抓募的劳工，审查停靠的各地船只；
▎其下设有大连、旅顺两个分队，同时在本部设立了特高课；
▎本文所要重点揭露的，是特高课外勤部门的情报侦察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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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给美国领事的耳光——关东宪兵的气焰就是这么嚣张
年。
“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宪兵队曾负责逮捕、看管没有来得及逃离的东北军政要人。
当时，他们对这些大人物的看管甚是严格，在关押地周边布设了层层叠叠的明岗暗哨。
对途经关押地的人员，无论是什么身份，执勤的宪兵都要蛮横地进行盘问、搜查,防止有人劫持走那些要员。
一天，美国驻奉天的领事乘车经过一处关押地。
突然，两个身着便衣的日本宪兵窜了出来，拦住了汽车，对汽车和美国领事进行了搜查。
美国领事拿出名片说明身份。
这两个宪兵连续数日守卫、警戒，甚是无聊，此时好容易碰到个外国人，于是决定戏耍他一番，开心取乐。
宪兵就开始鸡蛋里挑骨头，先说“美国人用中国姓名其中有诈”，接着又说“名片与身份不符”，斥责他冒充美国领事。
这位领事被两名日本宪兵刁难、戏弄得大发雷霆，口口声声指责日本宪兵侵犯了领事外交权。
宪兵则以干扰军务为借口，将该领事拉出汽车，噼噼啪啪地狠狠赏了美国领事几记耳光,骂了一顿“八嘎”、“混蛋”（发没发什么克、什么鱿，就不清楚了）后，将其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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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领事哪曾吃得过这样的大亏，于是跑到关东军司令部，向司令官本庄繁提出了强烈抗议。
话说回来，如果口头的抗议有用的话，还要拳头做什么呢？
……
大连宪兵队特高课的“专门工作班”——展开情报侦察的领域无所不至
大连，是我国东北最大的港口。
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掠夺来的大量资源要由大连港装船运往日本，关东军及其他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也要从这里上岸分拨。
围绕大连港，日本在大连地区设置了大量的仓库、物资转运站和上岸军用品储备基地。
对这些设施的破坏，成了抗日组织和被日本大量使用的爱国工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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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鉴于“关东州”的反日活动不断增强，大连独立宪兵分队脱离与奉天宪兵队的隶属关系，编成“大连临时宪兵队”。
8月，大连宪兵队正式独立成编。
在本部设立了特高课；
设立之初，特高课的外勤部门只有外事、防谍、思想对策、邮件检阅4个班；
随着战局的变化，其组织机构也几经变化：
年6月，除上述4个班外,又增设了“化学”和“别班”两个班。
年4月，特高课改为战务课后，“别班”被撤销,将思想对策班扩充成为两个,同时增设了“埠头分遣队”和“戎克对策”两个班,使大连宪兵队战务课的外勤班变成了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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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咱就为大家详细聊一聊这些“专班”是如何展开情报侦察的。
外事班——拥有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
这是一个以在大连的外国人和苏联领事馆为中心展开定向侦察工作的“专班”。
他们侦察的重点首先放在苏联人身上，努力发现苏联间谍。
其次,就是侦察国民党及英美等国在大连的情报网。
由于苏联谍报人员和电台在大连地区不断被发现，特高课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从将来对苏作战着想,还是从镇压大连境内的抗日活动考虑,都必须围绕苏联的谍报和谋略活动，开展经常性的情报侦察活动。
作为日本陆军的组成部分，特高课的外事班从它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担当起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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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课将苏联设在大连的领事馆视为指挥情报活动、领取经费，领取谍报器材的据点,于是围绕领事馆展开了各种反间谍的秘密活动。
外事班在领事馆周边设置了监视电话和观察哨，并使用照相机对出入苏联领事馆的人员进行拍照,然后逐一进行调查。
观察哨如发现苏联领事馆人员或汽车要外出时,立即用电话通知专业宪兵进行跟踪。
当时在苏联领事馆门前，经常停放着数台汽车，随时准备进行跟踪。
为适应大量跟踪、盯梢活动的需要,从远距离拍摄被跟踪者的活动情况,宪兵队还曾派专人去日本富士胶片工厂学习，开发制造了望远、红外线照相机的专用胶卷，利用红外光技术，在黑夜无光的情况下，远距离拍摄跟踪目标的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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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当时在全世界都是属于比较先进的。
外事班还有专人负责研究侦察活动的手段。
除对苏联领事馆人员进行外线侦察,外事班还在特高课长的指挥下，对苏联领事馆展开技术侦察——利用满铁本社的大楼，窃听苏联领事馆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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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监视苏联领事馆内的活动，他们收买了在领事馆工作的中国籍厨师和中国籍女教师，为其在领事馆内搜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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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曾专门研究发明了“纸币对策”，即将银行兑换给苏联领事馆的纸币号码，登记备案，同时向各地警、特机构通报，以此发现从领事馆领取活动经费的苏联间谍线索——
在搜查间谍嫌疑者时，通过检查他们所携带的货币码号，相互印证；
另外,也通过监视这类纸币的流通情况测查间谍活动范围。
外事班对过往大连的苏联人加强了跟踪，每当发现间谍线索，也不是立即就进行逮捕，而是进行跟踪、侦察,尽量掌握全貌。
当需要逮捕时，一律采用秘密手段执行，待审讯弄清情况后，要尽可能将被捕人员送交上级特务机关加以利用。
此外，他们还以旅居大连的白俄为主要对象，搜集苏联本土的情报。
这些俄国人早在十月革命时就是被推翻的对象,所以对苏联抱有深深的仇视。
由于他们失去国籍，在东北把他们称之为“白俄”；
日本政府早就对这些人有规定：只要交纳日元，即可申请去日本。
当申请人去日本时，由特高课将对申请人的审查情况逐级报告给宪兵队本部、日本宪兵司令部，以便使日本国内掌握这些人的信息和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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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宪兵队还曾有过策划西伯利亚白俄军队首脑谢苗诺夫为日本情报机构工作（负责反对苏联的活动）、隐匿年叛逃的苏军大将留希科夫的“壮举”。
所以年8月，苏军空降大连后，就将大连宪兵队长森安精一逮捕,同时解除了宪兵的武装——将准尉以下的宪兵全部押往金州，准尉以上的军官作为战犯嫌疑者陆续被押往到了苏联。
9月，谢苗诺夫在大连的夏家河子被苏联红军俘获。
年8月30日，在莫斯科郊外被执行死刑。
至于另一名“叛国者”留希科夫的真实身份以及后来的归宿去向，苏联方面始终都缄默不语，没有确切的说法。
此事以后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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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谍班——始终将主要工作目标对准苏联
在大连市内和工厂、港湾、军事设施内警戒、侦察所谓的谍报和谋略活动。
从年起，在大连地区围绕着大连港和日本军用物资开展了放火焚烧活动。
据统计，从年到年的8年中，抗日放火团就在大连地区放了50余次大火，重点是烧码头仓库和军需物资。
后来，日本陆军周水子仓库发生的一把大火将库存的棉军帽尽数烧毁，使数十万关东军当年的防寒军帽告急。
大火把日军烧得焦头烂额，每次大火过后，大连宪兵队和关东州警察都要在现场逮捕大量中国工人进行刑讯。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也曾派来“86部队”协助侦破，但直到年前，抗日放火组织一直未能破获。
所以，关东军就从作战部队抽调了大量兵力，作为“补助宪兵”，交给大连宪兵队指挥。
“补助宪兵”佩戴“宪兵”标志，在大连协助防谍班对车站、码头、军工厂、军需仓库、飞机场、燃料厂、燃料库、粮库、火药库等重要场所和设施，进行巡逻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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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谍班一直将自己的主要工作目标对准苏联。
认为要重点防范苏联在大连进行的各种谋略活动,尤其是要防范苏联方面通过训练、派遣原抗联人员，充当情报员、谋略员潜回大连，在上述区域启发民众的抗日意识、组织地下抗日组织、“扰乱大连治安”。
防谍班规定“要把工人罢工、怠工等劳工问题，民众因生活困苦而表示的不满，及不服日本法令，亲苏、恐苏等思想动向，都作为防谍工作的线索，先认定背后有苏联间谍在策动，然后再努力去查明情况。”
一经发现线索,防谍班就会立即进行周密、耐心的侦察，根本不存在影视作品中所描绘的露头就抓、零打碎敲的场景。
这是因为他们要一方面努力防范间谍可能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又要放长线钓大鱼，争取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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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获得全面证据后，有必要立即进行逮捕时，他们会根据《审讯要领》，审出间谍接受指令及进行活动的内容及方法；有无同伙；逮捕前与同伙是否已经进行了紧急联系；同伙的概况；是否已销毁了证据等，尽量掌握间谍的系统、联络人、发展人等间谍网的全貌。
特别附带说明一下，在那个时期，大连以外的关东宪兵队也同样将抗联的活动和中共东北地下党的活动，都与苏联对日本的谋略活动联系在一起，视其为是苏联间谍活动的部分。
思想对策班——“以特务工作为原则的秘密宪兵”
所谓的“思想对策”，是相对武装镇压而言的政治、思想征服活动。
思想对策班的性质就是“以特务工作为原则的秘密宪兵”。
这一专班的任务就是“要警防、镇压境内的各种有害团体，对共产党团、反满抗日团体的活动，以及来自国外的思想扰乱行为，不仅要坚决地镇压,而且要铲除其根源。”
同时还要注意观察影响治安方面的各种现象，“以确保平战两时的治安”；
大连作为当时中苏共产党、抗日民族运动的策源地之一，自然成为了思想对策活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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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课的思想对策班共计两个。
一个设在旅顺,配合旅顺宪兵分队负责侦察中国人的思想动向；
另一个设在大连，负责掌握日本人、朝鲜人的思想动向；
“思想对策”的目标主要为三种：
第一是共产党；
第二是抗日的政治和民族团体；
第三是其它类的抗日团体。
宪兵的投入，按以上顺序分配力量，最终目的是切断苏联和华北方面与共产党和抗日团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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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有效地分析情报，思想对策班一直“对各地区的特点和特殊人进行调查”。
关于“地区特点”，文件中曾列举要对“地区性的思想倾向”，“教育普及水平”、“贫富间的差异”、“主导性的职业”、“政治敏感度”、“地区宗教色彩、系统、信仰程度”、“与外界交往关系”等项进行调查。
调查这些问题的目的，主要是为研究思想动向方面的情报作参考。
关于“特殊人”,思想对策班将其规定为“是各地区(乡、镇、村、街)中对一般民众有影响的人物”。
思想对策班分析了大连民众的思想状况，认为“占民众大部的底层阶级，他们对事物往往缺乏独立的见解。对日本的统治，不是盲目的持抨击态度，就是持明哲保身的态度。大部民众的思想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有识之士、长者或富商地主的影响”
因此，对有影响力的“特殊人”进行调查，把握了这些人的动向，也就把握了一般民众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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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思想对策班还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