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
两宋时期经济高度繁荣。
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宋代军队武将经商之风泛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成为两宋社会发展的特色之一。
一、军队经商是两宋普遍现象
军队经商贯穿于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中，尤以南宋为盛。
军队经商自然与军中武将有莫大干系。
在古代中国，官府人员从事商业活动并不少见，这种商业活动被称为“回易”或“图回”。
《隋书·食货志》记载：
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生利，以给公用。
《唐会要》也记载道
国家仓库犹虚……令当司令吏番官回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
可知隋唐时期，朝廷是容许官员从事贸易买卖的，目的是“以给公用”。
这一政策被宋朝延续并得到很大发展，武将从事回易之风逐渐兴盛成为时代风气。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军队经商极为严重的时期。
两宋之际的政治家胡铨，曾记载宋太祖：
“不惟养犒士卒，兼使丰富其家，又虑所费不足，仍许图回，其家属在京师者并厚抚之。则将帅之心更无私虑，但专力于边事而已”。
说的是宋太祖为了犒赏将士，也担心犒劳费用不足，故允许边将从事“回易”活动，以希望将帅没有后顾之忧，全力用心边事。
这是宋太祖笼络武将的一种策略，此后，军队经商，武将经商便沿袭了下去。
两宋时期，武将从事商业的活动，从一般性的商品，到地产及私贩盐、酒等国家垄断的商品，再到人口买卖，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
我们从史料中，可窥看一下宋代武将的经商情况。
宋仁宗时期，曾任赵州司理参军的孙沔“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来青州、麟州，市纱、绢、纸、药物”。
宋神宗时期，保州有将校经营烧炭，“诸路州军多差兵级营置杂物，……所差兵士打柴烧炭，不任重役，往往投贼。兼先有保州烧炭，军员以纳课不充逃走。”
到了北宋末年，只要是能来钱的，武将是无所不做，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多违法徇私，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为首饰玩好，或为涂绘纹缕”。
南宋时期，很多武将在经商方面比打仗更在行。
曾任镇江都统制刘宝把自己的激赏库开到了镇江市中心，军中还有八九百人专门从事纺织业。
池州副都统制郝政连油盐酱醋这样的生活品也“皆令军人坐铺出卖”。
这两人和大将刘光世比起来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刘光世商业经营的规模之大令人咂舌，他抽调八千人专门做生意，这相当于他麾下全军人数的六分之一。
很多武将还将手伸向一向只能由国家专营专卖的盐、酒、茶生意。
盐、酒、茶专卖在历代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宋代也不例外。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经常会存在监管不严等“漏洞”。
两宋的武将便利用这些漏洞，再加上军队的特殊性从事走私贩卖活动，其猖獗之烈，以致百姓都打着军方旗号大肆贩盐。
根据《宋史》记载：
江、湖运盐既杂恶，官估复高，故百姓利食私盐……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私贩为事……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汀、漳、潮、梅、惠、广、循、虔八州之地。
有的百姓是“持甲兵旗鼓”冒充军队贩卖私盐，有的百姓是和官兵相互勾结。“百姓依籍军兵声势私贩”，“军人、百姓结集徒众买私盐”这些现象在《宋史》中反复出现，可见军队武将贩卖私盐到了何种程度。
南宋武将贩卖食盐最著名大案，是绍兴二年大将刘光世军中的贩盐大案。
刘光世麾下有两员大将乔仲福和王德，他们在通州私贩官盐，公然差遣官兵“沿江港内，公然泊船……收买私盐”，以至于通州一年二十万袋的官盐，被他们盗贩得只剩三万袋。
此事轰动一时，时人记载道：“近浙西安抚大使司统制官乔仲福、王德市私盐，仿官袋而用旧引货与池州，入不敢问，今岁缘此，支盐仅三万袋”。
军队从事酒业买卖问题也很严重。
为解决军费，宋朝在各大军屯驻地创建“赡军酒库”，酒库收入由将帅掌握，以“俾助军用”。
然而很多武将常借战事紧张军费短缺名义，在“赡军酒库”之外，擅自私设“脚店”，这些脚店大多是将帅假公济私而开的个人酒坊，属于各自的私产。
绍兴三十一年，同安郡王杨沂中被罢殿帅，户部查收他的酒坊统计得：“湖州、秀州、临安府界共九处酒坊，岁收息六十万缗有奇”。
卖酒是暴利行业，南宋初年流传的谚语“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正是对此的真实写照，武将从事酒业也就很好理解了。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就鼓励武将“择便好田宅市之”，所以这些武将便纷纷开始兼并土地，经营地产遂成为武将经商从事的重要内容。
大将刘光世镇守淮东时期，侵夺大量“利便膏腴”之处，“至有差借白直，为厮隶之贱，供土木之工，不知其数”，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灾难。
刘光世的部将李显忠也有学有样。
他在镇江府侵占田产四十三顷，而且此人在军事上没什么出色之处，但经营地产生意确实极为在行：“计置材植，盖造房廊，赁与随军父老，作经纪买卖”，他竟然广建房屋，出租给随军父老，从中牟利。
在利益驱使下，有些武将贪得无厌，除了公开犯禁从事食盐、酒水等国家专营的买卖，更有甚者丧了良心，做起人口买卖这类非法勾当。
宋真宗时，兵部尚书边肃“曾以公钱贸易规利，又遣部吏强市民羊及买妾”，宰相庞籍等人公开“令开封府吏冯世元市女口。”
宋代武将经商成风，是军队腐败的外在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可知宋代军事力量的废弛。
二、军队经商成风的成因
宋代武将经商成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宋代商品经济极为发达，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宋朝立国之初便快速抬头，经商求利成为全民性的社会现象。
于是，上至皇亲显官贵族，下至普通市井小民，甚至是佛门中人，无不竞相追逐商业，以求丰厚的财富。
北宋开国功臣赵普“身为元宰，乃与商竞利，市木竹于秦陇”。
南宋权相贾似道甚至派人贩盐售给太学生，贵为皇亲的陈良佑也“托肺腑之亲，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贵，牟商贾之利。”
宰臣贵戚如此，一般的地方官更是“窥弄法意，自为商贩”。
金钱的浪潮也让佛门清净地不再清净，许多僧侣是“身在寺院，心在市场”。
苏轼曾有诗讽刺道：“山平堪种麦，僧鲁不求禅；北望长安市，高城远似烟。”
在这个一个全民经商，为金钱折腰的社会大环境下，军队武将加入到经商大军中来也就见怪不怪了。
除了经济环境因素外，造成武将经商更重要的因素是政治环境的恶化。
这是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结出来的恶果。
宋太祖以武将之身立国，对武将倍加防范，渐形成“重文轻武”国策。
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朝堂格局下，武将的地位极为低下，社会地位处于下等，即便武将身居高位也低文人一等。
宋代优秀人物不愿意从军报国，加之皇帝的防范，武将不但不受重视，而且备受打压。我们可以想见宋代武将内心的憋屈，在军事上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便开始“堕落”，去经商敛财。
重文轻武之下，社会形成“以文为贵”的大环境，宋代优秀人物不愿意从军报国。
宋真宗时的状元陈尧咨，他射术高超，精于骑射，却拒绝出任朝廷给他安排的武职，哪怕这武职官级很高。
宋神宗、哲宗时期的兵书大家何去非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去除武将身份改任文官。
宋代在军事上还有一个值得诟病的地方，那就是在灾年为防止民变，会招募其大量灾民、流民，甚至是罪犯进入军中。本来优秀人物就不愿从军，再加上招募文化程度较低的下层百姓，必定使得整个军人和武将群体素质下滑。
两宋时期，有很多身为武官却从未上过战场的武将，他们要么胆小畏死，要么平庸无能。这些素质低下的武将，没有军事斗志，生活奢靡，有时候不免攀炎附势需要行贿打点关系，自然而然需要大量钱财。
这时候选择经商也变成为他们的不二之选。
“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重文轻武政策使武将丧失了军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很多武将不惜“自污”，爱财贪钱以自污。
国家的政策“逼着”武将大肆敛财，经商成风，而武将经商泛滥又进一步促使武将无心军事，一心谋取私利，军队的战斗力必然严重下降。
这是一个恶性的因果循环。
宋代军队经商成风，是宋代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导向之下产生的畸形现象，也是一个可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