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成天大笑话。
文／刘江华
年1月28日至2月17日，在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悸动中，不到20天时间，有三位前清所册封的王爷相继逝世：庆亲王奕劻、顺承郡王讷勒赫和礼亲王诚厚。以至曾为国史馆总纂的恽毓鼎在日记中惊叹：“半月中连陨三王，亦奇事也。”
三位逝世的王爷当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清代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同时也是以贪腐知名的奕劻。年2月25日，中纪委网站曾刊登《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一文，狠批其贪腐：“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5万英镑”、“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从宫女到太监，无不乐此不疲”。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如此定义奕劻；“庆王就是以办理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的奕劻。”随着《我的前半生》的流布，溥仪这一评语变得广为人知。
从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到年1月28日撒手人寰，奕劻人生的最后5年究竟发生过什么？以往的记载大多如同《清史稿》只有模糊的一句：“十二月，诏逊位，奕劻避居天津。后七年薨，谥曰密。”但其实，透过时人的私人日记，我们可以还原出不少可堪品味的细节，可以厘清若干以讹传讹的遗闻。
避居天津，入住租界
关于奕劻离开京师、避居天津的情形，就有不少传闻。
学者马平安在《最后一个铁帽子王》一书中说，奕劻是年3月1日凌晨离京避往天津的，离开时，“在几位侍妾的半劝半挟中放声大哭”。龙翔、泉明著的《最后的皇族》一书说得更为生动：“2月12日，清帝逊位，家人劝奕劻前往天津避难，奕劻执意不肯。亲家孙宝琦与长子载振强行‘绑架’奕劻至轿车，天未亮即出正阳门，赶头班火车奔赴天津。车发北京，奕劻如释重负，卧塌而眠。至天津，奕劻饮食如故。”
但这些叙述未见史实支持。目前所见关于奕劻在天津的最早记载，是丁士源所写的《梅楞章京笔记》一书。武昌起义后，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南下镇压，丁士源为荫昌的副官长。他在书中写到，2月15日他到天津，第二天奕劻就把他找去谈时局，咨询袁世凯能否长期当政。丁士源显然是个反袁派，认为袁世凯对隆裕、溥仪孤儿寡母如此不仁，“不出五六年……必趋自杀之途”。众所周知，袁世凯与奕劻本属同声共气，有意思的是，听到丁士源诋毁袁世凯之语，奕劻非但不生气，反而“大笑，并赠丁自画山水扇子一柄”。丁士源的记载表明，2月12日清帝逊位，而3天后，奕劻即出现在天津。
年5月，原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出京去青岛，曾在天津短暂停留。期间，徐世昌拜会了奕劻，其在5月26日的日记中说：“午后到租界访晤庆邸、振贝子（奕劻长子载振）、孙慕韩（后来曾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各谈片刻。”
至于奕劻在天津居所的具体地址，目前尚未找到确切的记载。载振之子、奕劻之孙溥铨在《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一文中回忆，奕劻居住在德租界而载振住在英租界，“溥仪逊位后，奕劻和载振携眷避居天津，分别居住旧德租界及英租界自置的住宅内”。而前文所引徐世昌5月26日日记也证明，奕劻的住址确实是在租界。
年，溥仪被赶出宫，深觉时局动荡的载振又从北京避往天津。第二年，他将旧英租界的住房卖掉，从隆裕总管太监小德张手中买下了位于旧英租界39号（今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55号）的大楼。这栋大楼，也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天津“庆王府”。只是，此时奕劻早已去世7年。
“导演”筹划逊清皇室接待孙中山
有文章认为，避居天津之后，奕劻基本不问世事，闲暇靠打麻将消磨时光。许指严的笔记小说《十叶野闻》中说，“庆既侨寓天津，实行其颐养主义。平常大抵聚福晋、格格等打麻雀”，甚至女眷们散后，奕劻还“自洗骨牌而打五关矣”。
奕劻之子载振于英租界的“庆王府”，府前十七级半台阶为后人津津乐道。
这样的说法，和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作为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元老，避居天津期间，奕劻依然深受醇亲王、溥仪的父亲载沣所倚重。年孙中山进京的接待，年隆裕太后去世后的丧礼，背后依然活跃着奕劻的身影。
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进京。9月11日，逊清皇室曾在那家花园举行盛大晚宴，招待孙中山、黄兴一行。此举意味着，孙中山等由清廷的通缉犯变成了座上宾。新近公布的史料表明，尽管奕劻其时远在天津，却是此次招待活动的真正导演。
孙中山抵京之前，时在天津的原民政部右丞（三品）绍彝，就与其胞兄、逊清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频频通信，商量接待事宜。9月4日的信中，绍彝在认为对孙中山“总以略为周旋”的同时，还转达了奕劻的意见：由溥伦代表王室出面为宜；为节省开支，可参照总统府或外务部的标准而不必仿照御膳标准；至于宴请时间和地点，更是提出了“八月初一日”“那桐花园”的明确建议。
最终，清皇室于9月11日（阴历八月初一）在那桐府邸花园宴请孙中山。据绍英日记记载，“醇邸因小恙未到”，由贝勒溥伦代表载沣出面主持。而其实，就在举行宴会当天上午，孙中山刚刚到醇亲王府拜会了载沣，彼此交谈了约一个小时。由此可知载沣身体其实并无不适，之所以缺席，只是在遵照奕劻等人的“安排”。远在天津的奕劻，其实在主导着京城招待孙中山之事。
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46岁。3月17日，绍英奉醇亲王载沣之名前往天津，请奕劻回京主持隆裕丧礼。奕劻计划3月30日回京，3月27日，当光绪的瑾妃召见醇亲王载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景丰、绍英，商量隆裕丧礼应准备事项时，载沣就明确表示等奕劻回京后再作商议。奕劻返京当日，载沣即令绍英前往庆王府，向奕劻介绍宫内近日情形。其对奕劻的倚重，可见一斑。
根据《绍英日记》的记载，年9月27日在天津和绍英相见时，奕劻竟然提出将来应送溥仪出国留学，“将来皇上宜学新学，有通达各国情形之妥人随同出洋留学，始堪自主，否则日后甚可危也”。联想到溥仪后来想出国留学时载沣等逊清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更显出奕劻因其长期办理洋务而形成的开明一面。
幕后主导孙中山的接待、参与隆裕太后丧礼等都表明：避居天津时的奕劻，远非传闻所说的不问世事。甚至，年4月12日的《绍英日记》中，还有代理国务总理孙宝琦宴请奕劻，财政总长周自齐和司法总长章宗祥等高官作陪的记载。尽管孙宝琦与奕劻有姻亲之谊（孙宝琦之女嫁给了奕劻之子载抡），但如此高规格的宴请，也显示了奕劻依旧左右逢源于逊清皇室与民国之间。
死后赐谥引风波
据《绍英日记》记载，年，奕劻频繁往来于京津之间：4月18日时还在北京，5月1日已到天津；7、8月份又在北京，8月底又回天津。如此频繁的往返，说明奕劻此时身体尚可。
进入年，奕劻身体健康状况开始下行。这年12月28日，绍英接到庆王府的电话，托他请一名叫龙保卿的医生去给奕劻看病。绍英不敢怠慢，第二天中午即陪同龙保卿去了庆王府。但缠绵病榻一个多月后，奕劻还是终告不治，于年1月28日病逝于北京庆王府。
据奕劻遗折，其病因为失血失眠，病根在于操劳过甚，“数载以来，疾病淹缠……至去年冬季，益觉委顿不支，失血失眠……或言系由频年操劳过甚、心血两亏所致……延至本月初六日，气息仅属，已无生存之望”。由此看来，基本上属于年老体弱的油尽灯枯，毕竟此时的奕劻已届八十，在那时甚至在今天当属高寿。
那桐、绍英、徐世昌、恽毓鼎等前清高官对奕劻之死的反应，颇值玩味。绍英与奕劻走动频繁，因此1月28日当天就知悉，并在当天日记中不无悲伤地写道，“是日申刻庆王爷仙逝，闻信之下，伤如何之”。徐世昌第二天得到消息，立即前往哭奠，“庆邸昨日申刻薨逝，往哭之”。那桐受奕劻之恩最重，“庚子事变”时因留京协助奕劻办事而获赏识，经奕劻举荐而官运亨通，短短几年由户部侍郎升至内阁协理大臣，而其在日记中关于奕劻之死只有冷冰冰的“酉刻庆亲王薨逝，即阴历正月初六日也”。翻检《那桐日记》，尽管清帝逊位之后，那桐基本就长住天津，尽管不时有与载振等走动的记载，但从无他前往看望奕劻的内容。
前国史馆总裁恽毓鼎知悉最晚，态度也最为激烈。1月31日的日记中说，“奕劻于初六日病死，年正八十，虽未报丧，吾膝不能为老贼曲也。”作为晚清遗老的恽毓鼎之所以如此痛恨奕劻，是认为奕劻掌管军机多年非但毫无作为，还“双手献祖宗天下于人”。如此吃里扒外，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罕见。不仅如此，在当日戏作的挽联中，恽毓鼎竟有“减王寿十岁以益先皇”之语，近乎诅咒奕劻活得太久。
奕劻之死引发前清高官的各异反应，也引发逊帝溥仪与醇亲王载沣之间的分歧。奕劻去世以后，溥仪虽依照旧例派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祭奠，并赏给陀罗经被和三千元治丧费，开复任内一切处分，但他对奕劻是十分不满的。因此，1月30日，当绍英正与载沣、世续等商议奕劻谥号等事宜时，溥仪派伊克坦、陈宝琛、朱益藩三位老师前来通知“毋庸特予谥法”。
载沣并不完全赞同溥仪的做法，第二天依然指示内务府上折请谥。2月1日，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绍英等人，再度反对赐谥。溥仪认为，“庆亲王将大清国都卖了，对不住列祖列宗，毋庸予谥”。经世续、绍英等请求，溥仪让步说，“如予谥，应用‘墨、灵、幽、厉’等字。”
与此同时，载沣觉得“亲王无谥法，面子上稍差”，溥仪的七叔、前海军大臣载涛也认为“有谥法为合宜”。最终，溥仪和载沣等各自作出了让步：本来，内务府拟定的谥号为“哲”，溥仪坚决主张用“墨、灵、幽、厉”等字。妥协的结果，2月5日为奕劻赐谥“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追补前过曰‘密’”。而《绍英日记》记载，“按谥法，思虑详审曰‘密’，追补前过曰‘密’，系援照理密亲王谥法也”。理密亲王，就是康熙废太子胤礽。绍英的记载，无疑丰富了我们对此谥号的理解，奕劻也因此成为大清历史上第四位赐谥“密”的亲王。
园寝遭盗挖，王府被售卖
奕劻孙辈溥铨在《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一文中说，奕劻的“丧事办得极为豪奢，凡其生前喜爱物品，无不照样糊制一份，精巧玲珑，无异真品。就是车轿桌椅，也都用木料制成，内铺毛毡细锦，费用无法计算。”据说，扎制这些冥货因全由庆王府二管家巴彦经办，事后冥货铺向巴彦要钱，奕劻的二儿子把持不给，逼得巴彦竟上吊死了。
奕劻之墓位于昌平五峰山脚的白羊城（今北京昌平区流村镇五峰山庄）庆王陵。庆王陵由第一代庆亲王永璘选定，坐落在五峰山前，有大小园寝8处，埋葬着四代共27人。进入民国之后，军阀混战，曾有多批军队和土匪觊觎庆王坟，所幸看墓人保护得力，未被盗掘。“七七事变”后，终遭国民抗日军参谋长包旭堂等炸开，把庆王府四世22座陵墓的殉葬珍宝全部掠走。后历经多次破坏，至年，庆王坟残存建筑被拆毁。奕劻葬地东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盖起小学校（年改为饭馆）。
奕劻有五个儿子，除两个早死外，长子载振曾任农工商部尚书，后因杨翠喜案被迫上折请辞，之后再没有踏入政坛，第三子载搏封镇国将军，第五子载抡无爵位。
京津两地先后有三座庆王府：第一座庆王府即原来的和珅府，由第一代庆亲王也就是嘉庆皇帝同母弟兄永璘居住。永璘死后，儿孙频频因罪降爵，到奕劻时已经降为辅国将军，不能再在王府居住，咸丰元年被内务府收回，转赐给恭亲王奕。奕劻一家则迁到定府大街原琦善宅，后经奕劻不断扩建，扩至“房屋分五个大院落，大小楼房约近千间，占地2.5万平方米，成为第二座庆王府。年奕劻去世后，民国总统黎元洪下令由载振袭封庆亲王，也因此，载振从小德张手中购买的大楼被称为第三座“庆王府”。
清帝逊位后，兄弟三人先后迁居天津，位于北京定阜大街的庆王府只留下一部分老用人看房。年，时任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的方振武将司令部设于庆王府内，占据年余，走时将所有家具物品搬运一空。为了王府不再被他人强占，载振让一些亲戚好友住进府内。年左右，载振将王府“售与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售价伪币约四十五万元，三房平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庆王府，将其作为教育部编审会和空军北平地区司令部的办公机构。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在庆王府设立华北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元帅就曾在这里指挥过进攻华北的战斗。从年代初至今，庆王府一直为北京卫戍区所在地。庆王府以西有一所朝南的三合院，原为庆王府的马圈，人民政府重新修建后拨给梅兰芳居住，现为梅兰芳纪念馆。
“四留”家训成笑谈
除了前文所引的中纪委网站之文，关于奕劻的财富，还有着多种传闻。
年，御史蒋式瑆参奕劻大肆收受贿赂，说奕劻出任军机大臣以来，收受外省由票号汇寄之款文已不下四十万两，甚至连俄国人送的五百万两贿赂银也敢收受。
年，清廷筹设官立银行，蒋式瑆奏请亲贵将钱存入官立银行的同时，又参劾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至英国汇丰银行收存，批评奕劻自简任军机大巨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同年5月10日，清廷下旨派左都御史清锐、户部尚书鹿传霖带领蒋式瑆前往汇丰银行调查。据后来的奏报：汇丰银行答复，银行往来账目，从来不给外人查看；问汇丰银行和庆亲王有无往来，回答是从未见过。而蒋式瑆自己也承认消息“得之传闻”。这样一来，调查不了了之。
年10月，在给友人的信中，《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说奕劻将二十五万两白银从大清银行取出、转存外国银行，进而引发挤兑风潮。
年1月，袁世凯心腹、直隶提督姜桂题联合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张作霖等共15名武将致电内阁，要求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欠款取回接济军用。紧接着，赵尔巽、陈夔龙等各地督抚又联名电奏，请令亲贵大臣立将外国银行存款提出，以充军饷。
为了打消外界疑虑，载沣和奕劻主动提出，要袁世凯到中外银行查自己名下有无存款。据当时的《大公报》报道，清廷派外务部左丞蔡绍基、度支部副大臣周自齐等前往各银行调查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训练禁卫军大臣毓朗、农工商大臣溥伦、内务府大臣世续以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的银行存款情况。蔡绍基等提交的报告说，这些大臣名下均无存款，而且据各银行声称，“官界存款统计不过三百万”。事后，袁世凯还专门给载沣去函，证明载沣除岁俸外并无私款。
当初赵尔巽等奏请劝捐时，折中曾有“外间盛传，仅亲贵存储外国银行之款，俱系现银，数及三千万”之语，如今查询的结果——私款没有，公款只有“三百万”之数，可谓相去甚远。包括奕劻等各亲贵名下均无存款，显然不符合常理。但究竟是否有外界所传的数百万千万之巨，也值得怀疑。
一个例子：年冬，因为嫡福晋病逝，奕劻的长子载振开始在庆王陵北宫北侧为其嫡福晋修建园寝，同时也有安排自己百年后归宿之意。据载振年的笔记，其嫡福晋园寝历时6年至年才告成，共用银12.5万多两。这笔钱，竟令载振“惨澹经营，心力交瘁”。鉴于石券、碑楼耗资太巨，载振不得不改为牌坊。如果不是有意哭穷，如果家资亿万，银12.5万两载振或许不会因此感慨“时势迁变，物力艰难”。
再举一个例子：年奕劻病死，载振、载搏、载抡请载涛主持给他们分家。载搏因嫌分给他的钱少了，就对载涛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和总管张兰德（即小德张），每人报效了三百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一点呢？”载搏这番话，明显是不满奕劻所遗留的财产太少了。
奕劻究竟有多少财产，时至今日，已难查清。但有一点确凿无疑：奕劻的三个儿子，除载振外，载搏和载抡最后都是金尽囊空、债台高筑，落魄而死。据《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载搏的次子金溥铭，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只会吸烟、赌博，吃喝玩乐。在走投无路时，被迫变卖家里的破烂维持生活，后来自己就成为捡破烂儿的。有时捡不到东西卖钱，一日一餐也无法维持。昔日的王府阿哥，竟沦落为捡破烂儿者。
据说，奕劻曾以“四留”为家训，其词云:“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奕劻的孙子溥铨就直言：“从他（奕劻）几十年的官场经历和实际生活来看，恰恰都是这句话的反面。”至于载搏、载抡、金溥铭等人的落魄表明，儿孙们也从来没有真正遵循奕劻的这一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