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维和警察杭州日报

我是维和警察

口述王之达整理任为新

考官是联合国派来的美国人和约旦人,戴着墨镜板着脸,他们一声“OUT”,我们就脸色煞白几年的努力都泡了汤呵……

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吧,我在西安军校读书。有一天,我到校门外的军用品商店闲逛,看到了一张招贴画:一队英姿飒爽的中国士兵,手握钢枪,脚穿军靴,戴着醒目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蓝色头盔,踏在异国风情的土地上执勤学好本领、走出国门、代表一个国家,为世界和平作贡献,这才叫男人干的活呀!

回到学校,那画面让我梦魂萦绕。自此之后,我就关心起维和的事情来,学外语的动力也大了要到联合国维和部队去,外语是必备功夫,结果就在毕业的前一年,我拿到了英语六级证书。

年,我分配在杭州武警支队当排长,业余自费到杭大读了三个月的口语强化班。年,再到浙大读夜校,找机会和留学生、和外国人对话,把英语说得滴溜转。

年,有消息说,中国要组建维和警察。我想机会来了,去政治部询问,首长说,不对现役开放。我是武警,属现役,一句话就没戏了。过了年,有朋友从北京来,说他将去东帝汶维和,而他和我是一样的身份,我的希望之火又蹿起来,东颠西跑地打听,仍没有结果。

年我结婚了,年有了个女儿。仿佛是女儿带来的好运,她出生才三天,领导就找我谈话,说中国要组建维和警察部队,在全国万警察中招人。招收的条件很苛刻:党员、身体强健、大专以上文凭、四级以上外语证书、工作满六年、驾龄满三年……这些都是硬杠子,浙江省有5人参加全国初选,我是其中之一。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命感、荣誉感、人生难得几回搏……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让我神魂颠倒,失眠了好几夜。

年5月,我告别家人,奔赴北京进行三个月培训。那可真是“魔鬼训练”:白天七节课,晚上自学,不到凌晨一两点钟甭想上床。联合国宪章、人权宪章、军事地形学、国际警察条例、射击、驾驶、排雷、实战模拟演练……各种各样的课程大家猛灌一气。

这里的外语只教案例:杀人、放火、抢劫、绑架、强奸,听听都让人汗毛凛凛。年9月是最后甄别考试,考官是联合国派来的美国和约旦警官,戴着墨镜板着脸,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考的科目有九个,都是“突然死亡法”熬到第八项了,该项卡住,第九项不用考,立马卷铺盖走人。你想啊,从全国各地来的名警察精英,都扛着家人的、领导的嘱托,灰溜溜地回去,怎么交代啊!所以考试时压力特别大,考官的一声“OUT”,常常让我们胆战心惊,被点出局的立刻脸色煞白,甚至还有哭鼻子的……

我们浙江的5个同胞中,被淘汰了2个。

我当然是过的那本蓝皮维和警察资格证书发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独个儿傻乎乎、笑眯眯,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破旧的候机楼窗口架着一挺重机枪,由全副武装的人员把守,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下面大家紧张得面面相觑,周围的空气都凝重起来了。

年5月25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奔赴利比里亚。利比里亚地处非洲西部,出产黄金、钻石、橡胶,本来富裕程度为非洲之首,但因为民族和宗教矛盾,流血冲突不断,各个派别“你方唱罢我登场”,经过14年的内战,整个国家千疮百孔,民不聊生。

出国前,我们就知道那里很乱很穷,真到了,所见所闻还是出乎意料:偌大的首都机场,没有此起彼伏的飞机起降,没有豪华的接送巴士,也没有漂亮的候机楼,除了我们的民航包机,只停着孤零零的几架飞机机身上还都标着UN,说明为联合国专用。机场的围栏,简陋得牛栏似的。破旧的候机楼窗口架着一挺重机枪,由全副武装的人员把守,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下面大家紧张得面面相觑,周围的空气都凝重起来了。

出得机场,目之所及,一派战争景象:没有完整的房子、墙壁,甚至桥墩也布满枪眼,马路边上还有被炸毁的汽车残骸。路上开的汽车都够老爷能看到的好车,都是有联合国标志的,全白为民事,白红相间为警用,因为都由可口可乐公司赞助,所以当地人也叫它们可口可乐车。

其次印象深的,是这里的脏垃圾成堆,臭水横流,路边苍蝇成群。打前站的同志来接,把我们带到一个叫CORINA的宾馆。说是宾馆,其实很破旧,领了钥匙进去,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飞机上汽车上连日连夜,人困马乏不说,大家最想先洗个澡。但洗完了,人人都说身上怎么滑腻腻的,像是肥皂没洗干净的样子。后来听说当地用水都抽浅井里的,这儿打了几年仗了,死人随地掩埋,我们用的井水里很可能混有尸体汁液。

他这一说,不用说洗涮,我们连水龙头都不敢拧了。后来赶快想办法打了口深井,大家才敢洗澡抽上来的水仍然浑,还有红线虫翻滚,但至少没有尸液的嫌疑了。

利比里亚的饮食我们也不适应落地签证后的第一餐,我们吃的是有龙虾的自助餐和冰镇饮料,感觉不错,以为日后也有此口福。没想到那是中国使馆林大使请客,为我们摆的接风宴,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了。之后的上班,中午在办公室,要么吃花生,要么是Popcorn这玩意儿类似于压缩饼干,初吃有新鲜感,味道还将就,吃到后来,舌头都干焦了。傍晚下班回宿舍,总可以做点好吃的了吧,但也不能,主要是副食品匮乏。我们有特供商店,但永远只有四样东西:冻鸡块、熏猪肉、白菜和萝卜,天天吃能不腻?好在同伴里东南西北的都有,每人都变法子做个家乡菜,结果也变出五花八门来。我是杭州人,但对杭州菜一窍不通,烧鸡烧肉时,我反正把酱油、黄酒、生姜、辣椒都往里撒,橘子皮、苹果核也往里掺,有时候甚至用可乐做出来的味道与其说独特,还不如说怪异。好在吃客们也不懂,以为这就是杭州菜正宗的杭州厨师如果知道了,肯定拿块砖扁我!

我们是代表中国的,到这里来可不能装熊,我这个部门有外国人,他们都在看着呢。

我所在的这一拨中国警察,有8个人分到四个区,每个区两个。我运气好,留在首都蒙罗维亚,具体部门是SSS(SPECIALSECURITYSERVICE),相当于中国的警卫局,任务是恢复当地的警卫工作,使内战中几近瘫痪的机构能正常运作。我们部门一共6个人,分别来自美国、乌拉圭、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肤色、语言、信仰、文化背景迥然不同,要谈点事情,差不多都是联大开会的样子。

工作一开展,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一是环境的恶劣,二是部门和人员之间的难以协调。

我们到达之前,联合国收缴叛军武器的“DDRR计划”已告一段落,但结果不甚理想,后遗症很多。原本缴一杆枪,可换美元。这钱本来用于恢复生产、就业培训,但思想工作没有跟上,拿到钱的士兵吃喝嫖赌,钱花光了,偷啊抢啊的都来了,社会秩序大乱。光脚汉不怕穿鞋的,这些人闹起来可真是凶,抢商店,抢不完的砸,砸不完的再烧,对去阻拦的,见谁打谁维和警察也打,警用车辆也照样烧,我们所在的利比里亚警察总部也一度被封锁。后来维和军队出动了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车,才把他们平息下去。中国警队本来就是“精兵简政”的,但上级仍要求我们再准备贴身小包,里面只备少量的水、干粮、护照和急救药品,以备随时紧急撤离。

另外的问题是工作协调,当地人的工作效率实在不敢恭维有一段时间我搞武器登记宣传工作,谁都说这工作很重要,但办起事来大家都拖,为出一个公告,我把总统府门槛都踏烂了,直到有一天我坐那儿,从早上坐到下午,说今天不见公告我不走人,这才有人着手去办。我们的房东也是个典型利比里亚的蚊子会传播疟疾,蚂蚁能把人咬得皮开肉绽,我们要求他把门修修好,在窗上装点纱窗,他态度是很好的,“Comingsoon!Comingsoon!(马上就来)”但就是不见动静。

尽管条件不如意,但我们在工作上不敢懈怠我们是代表中国的,我们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凡事都不肯落在别人后面。我们一个同伴,被蚂蚁咬了一口,人就发烧,脚也烂出一个洞来大小都能伸进三根筷子去。但他自己弄点药吃吃,在家歇两天,看看能走路,就又上班去了。我自己,一天早上醒来感觉不对,坐办公室里人浮起来,脑袋却直往下掉,到中午人就腾云驾雾的,上车要用安全带才坐得住。傍晚回到家,我就躺下了,别的同事说热,我却向人要毯子盖我得疟疾了。

远在千里之外,家人不在身边,得病了,心里又难过又害怕,不久前津巴布韦的一个维和警察刚刚病逝呢。但我不肯在面上露出来。大家让我卧床休息,我只说没事。我想的是,到这里来可不能装熊,我这个部门有外国人,他们都在看着呢。

后来幸亏自带的治疟疾的青蒿素这个药还真管用,吃了两天,手脚虽然还软,但人已经清爽起来,我就又拖着身子上班去了。

因为工作出色,我从一般安全顾问、局长助理顾问、局长顾问,一直升到国家警卫局常务副局长的高级顾问。这个晋升过程都以工作业绩为依据,要逐级上报考核,最后由警察总监批准才行,一般人要费时半年以上,但我在三个月里就达到了,这让同事们既佩服又羡慕。

中国维和警察八小时外也有一手。业余时间他国维和警察醉入花丛,但我们岿然不动。

中国维和警察八小时内表现出色,八小时外也有一手。我们有个同志爱玩电脑,在办公室露了手数据库方面的本领,利比里亚警察总部知道了,如获至宝,马上把他借去管全国警察档案。我对学外语有兴趣,就特别留心当地语。利比里亚一直是美国的殖民地,老百姓大都会英语,但他们口音很重,我听了觉得有趣,常常笔录了带回去研究,时间一长还琢磨出规律来。几个月之后,我们和当地人的沟通,比别国来的维和警察要容易得多。

说来好笑,后来有好几次,我都为美国警官当翻译当地人哇啦哇啦地说英语,这警官一愣一愣的,如同听天书。美国人脾气大,两句话不投机,就嘴里“shit”(狗屎)着来找我这个“ChinaWang”了。

除了中国、新加坡等少数几国,其他国家的维和警察,业余生活都很“丰富”,比如可以聚在一起喝酒,可以随意找女伴利比里亚的姑娘明眸皓齿,身材非常好,透出青春活力。太阳一下山,马路边就有拉皮条的孩子上来问:“要不要girlfriend?”不少维和警察,都是醉入花丛、乐而忘返。我们楼上住的乌克兰警察,走马灯似的,天天换女朋友。但这类事中国警察不沾边,一是自己有定性,二是即使远在利比里亚,我们也有党支部和党小组,我是支部成员,分管纪检和装备,我们定期学“三个代表”思想,还进行“保先”教育。同伴之间互相监督,你晚上出去久了,或者白天和某个女人接触过多,组织上也很快就会找你谈话。所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警察洁身自好,在当地都是遐迩闻名、传为美谈的。

工作之余,我唯一一次和利比里亚女人的接触,是参加一个派对。目的也不全是娱乐,而是为了搞好同事关系(她是我同一个部门的),消除“中国警察是机器”的误会。事先我作了请示,领导批准了,我才斗胆前往。

她叫Clara,年轻靓丽,富有曲线感,正宗的利比里亚“黑珍珠”。她邀请我参加在她家里举行的Party。晚会人不多,都是她要好的一些小姐妹和朋友,吃喝自助,食物和酒水不能说丰富,但是别有风味,让我有点后悔自己不该吃饱了饭来。女主人请的一支土著乐队很棒,载歌载舞的,让我这个听惯江南丝竹的中国人耳目一新。大家随意聊天,边吃边欣赏,也有拥在一起跳舞的,人人觉得很放松、很惬意。

临近午夜我告辞回家,离开时我送Clara一把杭州的丝绸扇子,说今晚过得很愉快,这点小礼物表示我的谢意,她也愉快地接受了。第二天,我把前晚参加Party的经过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表扬了我,说我处理得很有分寸。

那个晚上我忙中偷闲,还拍了不少的照片,里面也有Clara的她的一颦一笑,连同一年多危险的警务工作,都成了我对利比里亚的美好回忆。非洲人对万里之外的中国不了解,但是他们知道中国货价廉物美,中国的运动员不错,还有,中国总是站在非洲人民一边。

利比里亚穷、脏、乱是事实,但我们也感受到非洲人的淳朴、善良,和对中国人的友好。有段时间我做新警察的政审工作,天天跑基层。开始,凡到一个地方,常有人围拢过来,让我紧张。但后来发现不用担心小孩子会凑过来,稀奇地握我们的手,然后高兴地跑开。大人们得知我是中国人,边说“OhChina!”边就竖起大拇指他们对万里之外的中国不了解,但是他们知道中国货价廉物美,中国的运动员不错,还有,中国总是站在非洲人民一边。

有一个晚上,大家都休息了,忽然听到吵闹声,以为又有骚乱,起来一看,发现马路上人头攒动,男女老少,举着火把边唱边跳边喊原来是他们的国家队足球比赛赢了,整个城市都在庆祝。我们赶快拿了摄像器材下楼,想去拍几张照,但一到马路上,就被卷进人流中。车挤车,人拥人,里面还有“裸奔”的,结果照片没拍几张,人也不由自主地被感染,索性加入狂欢中去了。

利比里亚国家动乱,既源于西方殖民政策,也与后来频频发生的政府丑闻、官员贪污不无关系。我们刚到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就有四个高官被解职,原因是受贿。

今年的10月,利比里亚将进行总统选举,之前好几个月,天天有车载着大喇叭在路上聒噪,候选人竟有38个,世界足球明星维拉也位列其中。别看他是个踢球的,却有自己的电台、保镖和车队,阵势不亚于临时政府首脑。他有大量的“粉丝”,我们宿舍的保安也是他的球迷,我问他准备投谁的票,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维拉!”我问为什么,他说维拉球踢得好,他喜欢,“还有,他钱多,上台了不会贪污”。

钱多的人不会贪污,这叫什么逻辑!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利比里亚百姓对贪污腐化的深恶痛绝。

说起来,在非洲我还有个意外收获观察蚂蚁。非洲的蚂蚁很奇特,一种是黄色、个儿大,力量型的,咬起人来都带坑;还有一种黑色,个小,速度快,进出如同黑色流水线,凡有昆虫小动物碰上,顺势都被淹没了。我就想,如果这两种蚂蚁遭遇了,会发生什么?我就捉苍蝇来挑起冲突。结果发现,黑蚂蚁虽然人多势众,但一打仗阵脚就乱,后来为争抢食物,常常起内讧;而黄蚂蚁似乎智商高些,能审时度势,彼此还能呼应,结果总是它们抢占先机,拖走食物……

蚂蚁如人如果不团结、搞分裂,数量再多,也仍然是乌合之众啊。

看了几天蚂蚁打架,我的同事有一天说:“奇怪,这几天苍蝇好像少了许多!”

回家真好,和平的环境真好。周末的早上,我能坐在女儿的床边,看九月的阳光夹杂着花香,跌落到窗台生活真是美好。

我们是年7月底回国的,因为在利比里亚做出了点成绩,联合国和我们政府给了我不少荣誉得到联合国和平勋章一枚,中国维和警察勋章一枚,还获得了浙江省十大“王法金”式好民警和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的荣誉称号。我能够圆满完成任务,能获得荣誉,和领导、家人、同伴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去非洲前,单位给我配了电脑和数码相机,又给我元钱打点行装,这都为我日后的工作提供了方便。在利比里亚期间,逢年过节,省厅政治部华主任,省警卫局王政委、杭州市公安局警卫处的张处长都去我家里探望,还多次给予慰问金,这使远在万里之外的我深感温暖,倍增信心和力量。

回家来,我吃米饭,吃红烧肉,在和平的环境里按部就班地工作。周末的早上,我能坐在女儿的床边,看九月的阳光夹杂着花香,跌落到窗台生活真是美好。然而,在去利比里亚前,未经历那些战乱,未从异国他乡归来时,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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